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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强化采集来保证食物供应；（2）增加劳力投入；（3）强化领土意识；（4）减少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人类借鉴动物觅食的习性和规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过严密组织、强化劳力投入、利用各种技术来开拓、利用和储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时代是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转变时期，是农业的发轫。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农业发展的条件》（1965年出版）和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史前期的粮食危机》（1977年出版）的论点：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二、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栽培植物，该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变化不大。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先人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农业的兴起。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中国的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工作者通过碳十三与氮十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选法等，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过对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沟遗址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野草。兴隆沟遗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总之，农业起源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人口大规模的集聚，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农业的弱质性指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特别是与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逐渐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压力。一方面，农业生产可能会遭遇洪涝、干旱、沙尘暴、病虫害和瘟疫等灾害，生产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自然特点还直接导致了市场风险的产生。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农产品公共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而这种滞后反应带来的市场风险往往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这无疑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农业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低下，不仅使农业部门缺乏对逐利资本的吸引力，而且难以阻止农业内部各种要素资源向非农产业流动，致使农业缺乏竞争力，最终导致农业的萎缩。图1就说明了在市场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情况。

　　如图1所示，AB曲线代表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的全部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OA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农业部门时所能提供的农产品，OB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非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非农产品。OBOA，表明非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大于农产品。假如初始资源配置在E1，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2，非农产品供给量为Ob2。若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将经济资源配置点移至E2，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1，增量为a1a2；非农产品的供给量为Ob1，减量为b1b2，b1b2a1a2，表明经济资源从非农业部门配置到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高。相反，如果将初始资源配置点从E2移至E1，即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低。这就说明了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将经济资源主动投向农业的原因。因此，农业是一个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产业部门。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对我国而言，农业弱质性表现得更为复杂，如自然资源条件较差，生产者素质较低，经济形态多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户经营，农业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完善，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差。因此，在我国农业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增长，农业被认为是一种多功能性的产业，突破了传统认识的局限，给予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具有商品生产功能外，还有土地占有、环境、粮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体表现如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头；从政治角度来看，农业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民发展的依托；从环境生态的角度来说，农业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为环境生态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要重视构筑农业产业体系间各个环节的互动，而非传统的单一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功能。此外，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生活与生产等活动消耗环境质量的生态需求，都是免费获得满足的。随着资源的“硬约束”，人类不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类劳动，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农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得到补偿。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给农业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以增强农业生态再生产的自生能力和自净能力。

　　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调节上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同时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和基础地位，也决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先行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业科研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这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因此，要求这种农业正外部性“内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政策手段从社会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行为者的损失，将农业社会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差额返给农业；另一方面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

　　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指出，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其成员与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克服“免费搭车”问题，从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可见，一个利益集团政治能量大小，不仅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及克服集体行为中“免费搭车”现象的程度。

　　具体到补贴政策的选择，我们假定分为2个利益团体，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及农产品消费者。那么，究竟是选择对农民有利还是选择对消费者有利的补贴方式，将取决于这2个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多数人从事农业，分布在广泛的农村，大多数农业人口受教育少，对于一些隐蔽的不利影响毫不知情；即使他们确能知道这些，也会因组织集团行动的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现。而大都市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他们的收入很低，恩格尔系数偏高，高昂的食品价格势必直接危及政府的城市安定。人数虽少但组织得很好的实业界，因为担心生产费用上升会导致工人工资的提高，也会强烈反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他们纷纷游说政府，使国家的补贴政策向城市消费者倾斜，这样中国就出现了农产品“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均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城市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兴趣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在减少，农村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地区的通讯、交通运输设施得到改善。农村居民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处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时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成本也相对降低。在这种条件下，当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收入状况继续恶化时，他们就会采取政治行动以建立城乡平等关系，这样国家的补贴重心转移到了对生产者的补贴上来。为了提高补贴的效率，补贴方式由价格补贴等间接补贴向对农民直接补贴转移。

　　论文摘要从农业自身产业特点、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方面多视角地分析了农业补贴的理论依据，以期为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提供参考。

　　[2]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农业的弱质性指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特别是与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逐渐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压力。一方面，农业生产可能会遭遇洪涝、干旱、沙尘暴、病虫害和瘟疫等灾害，生产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自然特点还直接导致了市场风险的产生。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农产品公共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而这种滞后反应带来的市场风险往往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这无疑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农业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低下，不仅使农业部门缺乏对逐利资本的吸引力，而且难以阻止农业内部各种要素资源向非农产业流动，致使农业缺乏竞争力，最终导致农业的萎缩。图1就说明了在市场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情况。

　　如图1所示，AB曲线代表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的全部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OA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农业部门时所能提供的农产品，OB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非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非农产品。OBOA，表明非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大于农产品。假如初始资源配置在E1，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2，非农产品供给量为Ob2。若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将经济资源配置点移至E2，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1，增量为a1a2；非农产品的供给量为Ob1，减量为b1b2，b1b2a1a2，表明经济资源从非农业部门配置到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高。相反，如果将初始资源配置点从E2移至E1，即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低。这就说明了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将经济资源主动投向农业的原因。因此，农业是一个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产业部门。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对我国而言，农业弱质性表现得更为复杂，如自然资源条件较差，生产者素质较低，经济形态多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户经营，农业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完善，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差。因此，在我国农业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增长，农业被认为是一种多功能性的产业，突破了传统认识的局限，给予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具有商品生产功能外，还有土地占有、环境、粮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体表现如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头；从政治角度来看，农业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民发展的依托；从环境生态的角度来说，农业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为环境生态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要重视构筑农业产业体系间各个环节的互动，而非传统的单一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功能。此外，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生活与生产等活动消耗环境质量的生态需求，都是免费获得满足的。随着资源的“硬约束”，人类不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类劳动，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农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得到补偿。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给农业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以增强农业生态再生产的自生能力和自净能力。

　　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调节上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同时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和基础地位，也决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先行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业科研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这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因此，要求这种农业正外部性“内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政策手段从社会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行为者的损失，将农业社会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差额返给农业；另一方面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

　　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指出，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其成员与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克服“免费搭车”问题，从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可见，一个利益集团政治能量大小，不仅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及克服集体行为中“免费搭车”现象的程度。

　　具体到补贴政策的选择，我们假定分为2个利益团体，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及农产品消费者。那么，究竟是选择对农民有利还是选择对消费者有利的补贴方式，将取决于这2个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多数人从事农业，分布在广泛的农村，大多数农业人口受教育少，对于一些隐蔽的不利影响毫不知情；即使他们确能知道这些，也会因组织集团行动的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现。而大都市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他们的收入很低，恩格尔系数偏高，高昂的食品价格势必直接危及政府的城市安定。人数虽少但组织得很好的实业界，因为担心生产费用上升会导致工人工资的提高，也会强烈反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他们纷纷游说政府，使国家的补贴政策向城市消费者倾斜，这样中国就出现了农产品“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均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城市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兴趣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在减少，农村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地区的通讯、交通运输设施得到改善。农村居民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处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时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成本也相对降低。在这种条件下，当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收入状况继续恶化时，他们就会采取政治行动以建立城乡平等关系，这样国家的补贴重心转移到了对生产者的补贴上来。为了提高补贴的效率，补贴方式由价格补贴等间接补贴向对农民直接补贴转移。

　　[2]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ArmoldJ．Toynbee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詖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开云真人 开云真人平台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RichardW．Redding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傢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棲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com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別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⑵摩尔根(美)著、冯汉骥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p34。

　　⑺罗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陈星灿泽：《农业革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⑿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贾里德·戴蒙德(美)著、高星泽：《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2—322。

　　⒂P．C．切塔吉(印度)著、陈星灿译：《食物质量从采集和狩猎到农业的变迁：民族志的重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4—267。

　　[22]布赖思·海登(加)著、陈淳译：《驯化的模式》。《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P25—40。

　　[23]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P190—205。

　　论文摘要：休闲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开发多功能农业，并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有效模式。本文论述了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对田东县发展休闲农业的可行性作出分析，认为发展休闲农业是田东县旅游业突破的根本选择，最后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再次强调休闲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开发多功能农业，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有效模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即将进入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休闲农业是适应城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需要的一种现代农业，同时又是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休闲农业是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产业之一。因此说休闲产业的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休闲农业兴起和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遭受城市环境恶化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下，要求返璞归真的必然结果，也是农业、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游憩、美化、经济价值、社会、教育、医疗、土地综合利用，舒缓其他风景区拥挤等。王浩(2003)总结为：其一，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高效性，拓展旅游业广度和内涵，形成农业和旅游业的新增长点，扩大农业的经营范围，带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其二，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解决农业的生态、社会效益高与自身经济效益低的矛盾。其三，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其四，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其五，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解决消除城乡差别，缓解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矛盾。其六，发展休闲农业将充分利用都市边缘农地，这除了有农业生产的功能作用外，还能对城市的合理发展起控制作用，防止城市无限制膨胀，或为未来都市的发展留出预备地。此外，发展休闲农业还能够促进农村的环保建设。

　　总之，正在兴起的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农业无论是其科技含量还是田园风光，都有着比常规农业更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在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适应市场需求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优势。休闲农业牵涉面广、关联性强，它可以带动与农业、旅游相关的产业发展，但本身也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以及交通、建设、商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的制约。因此，休闲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产业的前途，而且关系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其他相关产业的优化发展。

　　田东县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百色市，位于广西西南部右江河谷中心地带。田东是8O．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明发祥地，是宋朝时期内陆通向大理国一带茶马古道要塞。是发动百色起义的策源地，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壮族“嘹歌”的发源地，又是全国扶贫工作重点县、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国家糖料基地县、中国芒果之乡、全国创建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县。2006年全县生产总值达31．81亿元，增长10．5％；财政收入5．0418亿元，增长25．8％；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0829亿元，增长25％；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实现农业总产值15亿元，增长2．17％；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例由34．4：44．7：20．9调整为30．76：45．2：24．1。总体上，田东县的第一产业的增长缓慢，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各级比较详见表1。

　　2．1．1区位优势。田东县位于南(宁)贵(阳)昆(明)经济走廊的中心地带，东接平果，南与德保、天等毗邻，西连田阳，北靠巴马，是西南出海大通道重要的交通枢纽。从田东县城至南宁机场、百色(田阳)机场分别为190km和23km。

　　2．1．2交通条件优势。陆路东西向有南昆铁路、324国道和今年刚通车的南昆高速公路；南北有田东至靖西二级公路、田东至巴马三级油路、田东至天等三级油路和在建的平至江城=．级油路，田东在全市率先实现了乡乡通油路和开通县城过境公路，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右江河水运J：溯百色，下经南宁、梧州可直达广州、香港，200t的机动船常年通航。百色水利枢纽r程完工后，船舶通航可提升至1000t。田东县城距辖地百色市69km，离首府南宁市168km，有铁路和高速公路连通，处于南宁市“两小时旅游经济罔”内。

　　2．1．3资源优势。H东县农业资源丰富，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初步形成了甘蔗、芒果、香蕉、香米、蔬菜、油茶、竹子、速生桉、板粟、畜牧水产等十大农业基地，打造了香米、香油、香蕉、香芒、香猪、香鸭、香酒、香料等“八香”品牌。尤其是近年来，田东县大力狠抓芒果改良，倾力打造“日东芒果”品牌，将芒果种植作为振兴田东农村经济、加快老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特色农业来抓。目前，该县芒果产业已形成规模，芒果的商品率和优品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田东山川秀丽，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旅游资源有横山古寨、龙潭灵湖、棋盘滩、龙须河；人文旅游资源有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红军村和檀河古人类遗址等。

　　2．2．1休闲农业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目前，日j东县的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式运营的只有横山古寨、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等少数景点，对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几近空自。与百色市其他县域旅游业发展状况相比，H]东旅游项日丁F发力度远远不够，至今未形成比较完备的景区(点)，连享有美誉的“中罔芒果之乡”也没打造出相应的旅游产品和项日。

　　2．2．2旅游形象未能建立。2005年田东制定了《田东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提“红色圣地，生态家同”的旅游形象，主打宜传口号“东，打响百色起义的第一枪；田东，嘹歌之乡，莲花世界。rH东，红色摇篮”；2006年通过Hj东县人民政府I舣]等平台向礼会征求旅游主题口号，征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近几年来田东县打造“芒果正宗，源出田东”的品牌，特别是通过举办芒果节，进一步提升了田东一一“中国芒果之乡”的知名度。由于多种原因，田东县对外进行旅游形象宣传的载体主要是芒果节，旅游宣传不系统且范围狭窄，目标市场不明确，旅游形象的市场认知度还很低，具体详见表2。

　　2．2．3观念认知欠缺。当前，田东县下一致坚持业化与资源环境的统筹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田东县工业化进程，努力把田东县建成广西业大县。此举势必影响对第一产业和第产业的关注度，进而影响这两种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根据表1对比田东县与南宁市、全区的三次产业比例，可以看虽然田东的第一产业(农业)所占比例高，但人均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后两者，第三产业(旅游业)则更为落后，说明纯粹的农业对农民增收的效果不明显，需要寻找其他突破口。农民本身由于自身整体素质的问题，对休闲农业的认知几乎为零，难于形成产业的拓展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田东县发展休闲农业利弊因素兼有，特别是相对于百色市其他旅游发达的县域(如靖西、乐业、那坡等)，田东县的旅游资源品位低且处于“旅游资源非优区”。一般而论，旅游休闲度假对资源的依赖度相对要小一些，所以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生态条件和市场条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使农业观光、休闲度假、餐饮购物和节事活动等参与体验性项目成为田东旅游产品体系的骨架，着力打造城市(如南宁、百色右江区)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完全可以实现田东县旅游业的突破。因此，当前随着人们休闲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下，在出东县发展休闲农业是可行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2_3田东县休闲农业开发对策。根据国内外休闲农业开发成功的案例以及相应的理论，田东县休闲农业的开发应采用以下应对措施。

　　(1)提高对服务业的认识，确立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从国内外发展实践来看，一个目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都是遵循着从以一产为主，向以二产、j产为主的格局演变。我国提出，~IJ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发展服务业不仅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客观需要，也是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力的现实选择。从税收情况来看，同样数量的税收，若是第二产业税收，留给地方的不足四成；若是服务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则在一半以上0。对于县域经济体，农民增收和地方财政增加足重要日标，所以，作为服务业的龙头，应该确立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

　　(2)提高对休闲农业的认识，以农为本，树辽大旅游和大农业的观念。休闲农业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发展休闲农业对于调整农业结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丰富旅游产品都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拓宽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旅游资源的覆盖率，满足了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返璞归真和回归大自然的要求，发挥了农业的净化、美化和绿化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系统；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优化了农业经济组合，开拓r农业和土地利用的新领域，缓解了一些热点景区的压力，增加了农产品的商品量和附加值，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有效措施之一。

　　因此，政府要提高对休闲农业的认识，树立大农业与大旅游的观念，加强休闲农业引导，提高农民群众对旅游业的认识，制定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优势互补、效益优先”的原则，大力推进农业旅游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3)基于休闲农业的社会功能，需要政府给予适当和必要的支持，引导休闲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除了少数以生态、教育和保留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的项目外，休闲农业要建立在市场运行的基础上。它的投资主体应该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但是，政府一定的资助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服务于休闲农业的公共项目。例如，村、镇在公共卫生、交通道路等设施建设方面需要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此外，政府还可以在贷款、培训等方面给予帮助。例如，政府给予贴息信贷，帮助农民改善居住和卫生条件；帮助农民培训，提高农民在旅游服务和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素质。事实证明，只要政府政策引导，鼓励民间资本投入休闲农业，并采取多元化融资的经营模式，休闲农业产业规模就会不断壮大。反之，休闲农业则会停滞不前。

　　(4)“旅游开发，规划先行”，做好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应以市场为导向，结合田东的资源，做好田东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一是要制定休闲农业保护性规划，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确保可持续性发展；二是要制定休闲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对一些资源突出、规模较大的休闲农业资源进行重点规划，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根据对田东县休闲农业资源的判断，笔者认为横山古寨、棋盘滩、龙潭灵湖、万桂芒果场和目坡果场是田东重点休闲农业资源地；三是制定休闲农业发展政策，包括管理政策、招商引资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等，以使田东县休闲农业健康有序发展。

　　1.体制与机制模式。安华公司自筹建之日起就强调以现代企业的体制与机制进行经营和管理。公司创立后根据《公司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在经营管理机制上，制定了涵盖全部业务范围的50多项风险预警机制，制定了多个品种的灾情应急预案。在人员管理机制上，公司重点引进了保险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及农业、牧业等各类专门人才，确立了能够体现激励、约束机制的开放式用工管理制度。

　　2.产品模式。安华公司自筹建时就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开发了66个“三农”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产品，涵盖了种养两业、农民家财、农机具、农民人身意外和农民合作医疗等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产业化系列保险产品和农村户型经济“一揽子”保险产品。在具体条款上，安华公司不刻意追求产品表述的专业性，确保农民看懂弄通，让参保农户自己就能计算出损失后能够得到的赔偿。同时，满足多样化需求。在农村一揽子定额保险产品中根据需求进行组合，满足不同农户家庭的需要。在养殖业保险中，安华公司首次提出可选择保险责任的特色保险产品，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被保险人加以选择。

　　3.营销渠道模式。安华公司在确立营销模式时吸取过去商业保险公司层层铺设机构造成高昂运营成本的教训，提出节约成本不以牺牲服务为代价，成本的节约要以高效优质服务为前提；销售要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近参保农户，让农户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要兼顾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要充分挖掘农村潜力。在此基础上，安华公司采取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结合、间接销售为主的销售方式，主要通过与农村信用社、银行、邮政和与农村经管、农机系统的合作来实现。

　　4.服务模式。安华公司自成立起就确立了要以服务促发展、以服务创效益的服务宗旨，在服务内容上体现“防”、“快”、“简”特点。首先是加强防灾防损工作，这样既使公司避免出现大额赔付，又保证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是快速理赔。即查勘快、定损快、赔付快。为加快理赔速度，安华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赔款直接发放到投保人（龙头企业），再由其拨付给相关农民合作组织，由农民组织利用其与农户联系紧密的优势，将赔款支付给农户。第三是简化手续和程序。针对农村家庭火灾，免除了由相关部门出具火灾证明的要求，对疫病的认证免除了由畜牧站出具证明的要求，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免除了气象部门的证明，对网上核保通过的案件即可先行赔付。

　　1.业务经营综合化。由于纯粹的商业化经营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单纯政策性推进农业保险国家养不起，纯正的互助合作农险和农业相互保险农户认识不上去，安华探索推进的综合农险或“大农险”经营模式便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政商互补、城乡共进，合力助推农业保险稳步发展2.产品种类多样化。安华公司将创新产品和销售模式结合起来，借鉴国外经验，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包括种养两业险、农村家财险、短期健康险与人身意外险等在内的全方位、“一揽子”保险保障，既方便了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投保不同保险产品，同时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营销渠道多元化。安华公司积极探索“政府组织推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动型”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办方法。先后与舒兰、桦甸市政府，吉林省烟叶公司、广泽乳业、山东诸城外贸、蒙牛集团签订了玉米、烟叶、奶牛、养貂等方面的保险合作协议，迅速在保险业界树立起了安华农保的服务形象。

　　4.公司发展规范化。安华公司的发展有别于其他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与上海安信、黑龙江阳光互助、中华联合等公司具有十多年的经营基础不同，安华的发展完全是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包袱。安华公司可以按照《公司法》和保监会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规范化运营。

　　5.产业化组织作用全程化。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安华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入手，以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所带动的种植业、养殖业为承保对象，为其提供综合保险服务。安华公司在其展业过程中，把产业化组织作为投保人，产业化组织带动的农户为被保险人，与其签订开展保险合作的协议。一些龙头企业为鼓励基地农户投保，积极进行保费补贴，有些企业甚至为农户代垫保费，等回收产品时扣回。在保险合作过程中，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防灾防损、现场查勘、赔款发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降低了保户损失、提高了理赔效率，又有效规避了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论文摘要]吉林安华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是在体制与机制、产品开发、营销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积极进行创新，为我国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张文武: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创新障碍及对策.商场现代化,2007(10):204～205

　　论文摘要：综合农业知识系统理论和知识管理系统，提出了农业科研的知识管理系统概念，该系统将农业教育、研究、推广一体化的方法集成其中，农业科研人员是活动的中心．分析了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过程以及它对农业教育、研究、推广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该系统是一个交流协作的知识网络平台，促进了农业科研的知识共享、协同和创新，并实现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三大功能。

　　二十一世纪，尽管有重大的科技进步，但环境恶化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问题，世界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贫穷，农业必须给不断膨胀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面对日益复杂挑战，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农业的发展将继续依赖于农业科研，因此，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开发一个新的农业知识管理系统，充分应用农业科研所产生知识和技术，提高农民收入，消除贫困，增加粮食生产，提供就业机会，保证粮食安全，同时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Roling提出了农业知识系统的定义：“一个农业知识系统(AKS)是一组农业组织或人，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它们主要用于信息的产生、传递、存储、集成、扩散和使用，目的是进行有效的协作，支持决策、解决问题和进行农业领域的创新．”

　　首先，农业知识系统必须包括人，集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人员和农民，由社会所构建的，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学习，加速农业相关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产生、共享、应用和创新．其次，农业知识系统将软件系统思想应用于农业知识管理过程中，随参与者在系统中行动的功能和目标而变化，即系统的实际构成依赖于特定情境下参与者的集合，以及评估在创建可持续创新环境中每个参与者的潜在作用．另外，农业知识系统关注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和交互作用．这些参与者期望组成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每个参与者都对其它人有所贡献，那么，他们的协同、差异、连接、集成和协作有助于创新．

　　Engel(1995)阐述了农业知识系统的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知识过程是社会构建的，参与者要设法影响和管理知识过程．第二，交流是一种社会交互形式，这样的交互作用，其体现了每个参与者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兴趣、关注点和目标．第三，AKS观点的中心在于创新是知识系统所期望达到的结果．

　　总之，农业知识系统是社会构建的，它看到了不同参与者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不同的界面，并通过集体学习、协商和共同理解的社会过程，分析如何创造转化条件来达成一致的决策．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中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即组织的管理者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知识进行管理和利用，通过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以达到提高组织创造价值能力的这一目的的一种过程．知识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产生互动的机制和平台，使隐性知识能够表述出来并转化为组织所共享的知识，组织拥有的知识库和信息交流平台也能帮助每一个人内化集体的隐性知识，并不断发展和成长．它强调对隐性知识的组织管理以及知识的共享和创新，其成功实施不仅与组织、文化密切相关，而且依赖于知识管理系统的创建．知识管理系统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基础，它不单指一种技术，而是索引、分类和信息检索技术和为获得用户所需结果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它用软件的形式把部分知识管理的概念加以实现，是一个人机互动的计算机网络软件应用系，将人和社会的创造、创新能力融人知识的创建和分布过程中，促进包含了知识创造、创新、激励和沟通等活动的个人和社会过程．知识管理系统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相关技术构建而成，一方面，它将根植于个人或集体惯例的知识表面化和明晰化，通过捕获、编码、存储和组织成为一种可控制的人工品，促进了知识的转化、传播与交换；另一方面，它对已存在的知识进行提取、挖掘、过滤和组合，以最适合的方式来重新布局或展示信息，向用户提供最相关的内容或知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将人、信息和知识、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和平台，为知识的共享和协作发展提供了高密度的交流互动空间，有利于实践社群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刺激了人的创造性．

　　与其它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相比较，国外农业研究的国际合作走在前面，比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CGIAR(ConsultGroupfor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Research)的建立就是一个主要的突破和成就，后来的GFAR(GlobalForumforAgriculturalResearch)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科研的地区合作与开发．从农业研究系统ARS到农业知识信息系统AKIS，再到农业创新系统AIS，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管理及其系统在农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是农业科研中的决定性资源，农业科研存在的问题，诸如科研重复、效率低、成果转化率低、缺乏协作与交流、知识孤岛等，其主要原因是知识与信息的流动不畅，各参与者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手段和渠道，因此，需要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作为知识管理的驱动器，对农业科研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用软件的形式把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的概念加以实现，也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产生互动的机制和网络平台．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中，农业科研人员同时也是教育者，处于“知识三角形”的中心，农业科研是活动的中心。农业教育、研究、推广一体化的方法集成于该系统网络，农业科研是一个社会构建过程，主要的参与者是研究者、推广人员、农民，他们之间通过知识系统平台共享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研究成果，进行双向的连接、交流、对话和协作．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农业知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和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具有农业知识系统的特点：知识由社会构建；重点在于交流协作；目标是知识的创新和应用．同时，与知识管理系统一样，它”由两个个相互补充的部分构成”：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社会；技术部分寻求获取、打包和传递有形的、文档化的农业知识产品，而社会部分使研究者、推广者和农户等系统参与者能够进行协作、连接和思考．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嵌入组织的科研活动过程中，寻求知识处理能力的技术和人的创新能力的最佳组合，高效地完成知识产生、知识传播和服务于社会的任务．

　　识别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首先要收集和整理农业市场行情和国家农业科研政策，经过周密而详细的调研，识别出农民的知识需求，才能进行课题的申报和面向需求的科学研究，其科研成果也才能被推广并被农民所接受．但是，知识需求或问题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民个人的爱好以及研究者和推广者的偏见(NAGEL，1980)，可能由农民自己清楚地说明或者由研究人员、政治家来定义，因而，需求识别是农业科研知识系统中最难的功能．

　　创新知识输入是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主要输入，没有创新的知识管理系统将是陈旧过时的，现代农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的输入．农业科研机构承担了创新的任务，其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更关注应用研究，所以该系统必须充分过滤并应用外部、内部的知识和技术，要求在当地环境下通过应用研究测试知识的适应性．在农业科研过程中，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刺激，点燃创新的火花，新的思想和知识随之而产生并添加到知识管理系统．

　　研究结果变为有用的形式就是知识的实用化，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应用研究、田间试验以及参与者的个人经验．一方面，研究结果需要处理，使之适用于农民；创新必须转化为推广机构进行技术扩散的一组推荐内容，另一方面，这些推荐要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农业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知识的实用化是一个创新在耕作条件下的真实测试，技术必须不断修改直至满足农民的需求，否则必须放弃技术或只能推荐给有限的农民群体；在知识实用化这个技术筛选过程中，研究人员必须与农民、推广人员协同工作．

　　创新的传播为知识的产生和大规模农田应用之间的鸿沟架起了桥梁，它要求知识的双重转换，第一步转化到推广机构，第二步转化为农民所需的知识．经过一个成功的实用化过程，技术可以向农民进行推广，但要求向农民提供灵活的或可修改的推荐选择．换言之，技术是基于科学原理的，对这些原理进行解释，就能使参与者根据需要进行修改．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会如何应用一项新技术是不够的，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通过教育和学习，理解了为什么和如何工作，他们才能改进新的实践．

　　产生的新知识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富有成果地应用，那么新知识就毫无价值．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内的知识应用，意味着农业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新知识集成到系统中并被农民采纳和应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最终目标是知识的应用和创新，所以，农业科研结果的采用率是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绩效的关键指示器．

　　Nagel(1980)把评估定义为：”用户对信息输人(知识)绩效的判断”．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评估是系统功能是否提高了农业科研的效率和成果的转化率、降低了重复率，即衡量农民的需求是如何被满足的．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经验评估能对技术的不足之处快速反应，监测到系统出现的错误，并立即进行校正，其功能愈显重要。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一种基于Web知识网络系统，它包括了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农业研究、教育、推广之间的传统线性关系由动态交互过程所取代，改变了农业科研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并对农业的教育和推广都产生了深刻的改变。

　　农业科研的知识管理系统把不同机构的研究成果或行动组合在一起，扩大了研究合作的范围和协作研究机制，出现了一些诸如研究联盟、联合研究和许可证协议等新型组织形式，它们以一种更敏捷、灵活的方式通过多学科的联合研究项目将研究机构拥有的资源在一起．科研知识网络把其下游的推广者、农户聚集在一起，跨越时空，更适应研究、教育、推广的动态创新，增强了农业科研的有效性．

　　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中，快速扩张的开云真人 开云真人平台Web出版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存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增强了获取在线数据库、知识库和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智力资产进行保护，提升信息和知识的价值；与农业研究技术相关软件的重大进步以及其它学科领域的进展嵌入知识系统，大大加速了农业科研过程，使之更加有效；开启了科研人员与工作于同领域或课题的同行社群的广泛交流与协作，他们能实时交互，创建一个科研者的虚拟社群，改变了人、社群的生活和交互方式．与传统网络相比，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产生以下深远的影响：农业科研系统的成员之间的知识循环和交流速度加快，没有必要等待每半年或一年的定期会议；一个改进了信息管理能力和知识管理技能的网络系统，能处理的信息和知识量呈指数形式增长；提供了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因为研究者能够实时交互，就有可能集中分散于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实时双向交流的新技术使交互知识的开发成为可能，对话不仅促进了知识交换，也能从各种不同知识源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知识；最生要的是，知识系统所使用的技术实现了捕获非编码知识的动态过程，并将隐性知识集成到指定的现在知识库中，丰富了它的内容，加快了创新知识产生的速率。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在促进农业科研进展的同时，还要培养农业人才并对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任务．培根说：“知识是力量，知识的价值不仅决定于其价值的本身，还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价值也依赖于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农业教育和推广实质上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过去，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要接受知识主要是面对面的交流，或者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是截然分开的，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现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通过共同的使命感、语言和共享的系统概念，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者一体化，从时空上跨越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户的社会距离，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信息系统的连接，能够将科研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技术快速地传播，让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在网络中寻求所需的人和知识，进行交互式的教育和学习过程，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并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研人员．一个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只要有了基本的读书能力和键盘操作技巧，他就能够在这个系统中方便地检索、操纵各种数据，与其它地方有着相似问题经历的研究者、推广人员、农民进行交流、讨论，在参与者之间开启了动态的、前瞻性的知识流和交互作用，通过基于这些交换信息和知识流的学习过程，使他们也具备了一定的开发能力。公务员之家: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1]李霄震.农村保险存在的弊端及建议[J].浙江金融，2007（12）。

　　[2]曹凤鸣.对加快发展我国农村保险市场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7(9)。

　　本科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所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程度的一次全面检验，是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大学生综合实践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教育方式[1]。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涉及文献检索、试验设计、试验工作的准备与开展、试验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分析等工作，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总结、凝练以及综合应用能力，并提高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本科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大学课程学习、实习、实践的一次阶段性总结，还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一次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作为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是其研究能力的重要考核内容，也是评价高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3]。近期，教育部多次强调把好“毕业关”，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里，上到教育部门下到各所高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相关工作都十分重视，对毕业论文的审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我国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以及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同时，各高校对毕业生的实习过程和论文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4]。毕业论文作为高校的教学实践活动，是对大学生基础知识和能力、专业技能水平、实际工作能力的检阅，毕业论文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本科生印象最深刻、掌握最全面的一部分内容，甚至会影响毕业生以后的考研方向、就业路径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5]。毕业论文撰写期间是毕业生“近距离”感知所学专业、增加个人实践经历的“黄金期”，学生必须认真对待。但是，大学生毕业前一段时间往往会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此时还要分出部分精力来撰写毕业论文，有的大学生甚至忙于实习，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兼顾这三个方面[6]。调查显示，近年来，大学生撰写的毕业论文质量参差不齐，整体呈下降趋势，虽然有少数学生能较好地独立完成，但大部分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撰写还仅是完成任务的态度，缺少一定的逻辑思考与创新精神[7]。除此之外，很多大学生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态度不认真，对教师的要求不以为然，进度滞后，有的学生仅是将相关文献进行粘贴拼凑，导致论文前后会自相矛盾、错误百出、内容空洞、文法不通、结构混乱，给指导教师带来繁重的工作负担[8-9]。毕业论文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实践，需要双方密切配合，二者缺一不可[10]。但是，部分指导教师反映毕业生撰写论文时态度消极，投入的精力少，论文水平低；同时有部分学生反映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态度不积极[11]。总体来说，当前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差的问题较为严重，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其原因十分复杂，涉及就业、考研、学风等众多因素，而且毕业论文的撰写时间往往与学生找工作、考研等时间相冲突，直接导致毕业论文质量难以得到保证[12]，如何采取有效对策及时解决毕业论文的质量恶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想找到有效的对策，必须先客观地深入调查清楚问题根源所在，在全面分析关键原因的基础上，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因此，本调查针对农学类本科毕业生与指导教师对撰写毕业论文的态度和存在问题，基于河南农业大学农学类专业的学生和指导教师展开，以期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对策的找寻提供参考。

　　本次调查在河南农业大学进。